罗浮山最早的文学书写
岭南小札之六
□陈桥生
岭南的独特地理位置，决定了其每逢中原动荡战乱便成为避乱之所。晋宋之际，琅琊王氏的王叔之，也是因为避乱，来到岭南，来到罗浮山。
王叔之，字穆仲，琅琊人。据《罗浮山志》记载，晋宋之际，王室多艰，叔之与兄伯之共将家口踰岭依广州刺史王镇之。爱罗浮之胜，筑室凤凰洞之南，携子弟读书其中，自称处士，示无宦情，庭植兰菊。
伯之、叔之兄弟二人，扶老携幼，翻山越岭，来投奔刺史王镇之，其声势不逊于此前葛洪之率子侄俱行避地岭南。葛洪得广州刺史邓岳极力挽留，走向罗浮山；王叔之依广州刺史王镇之而筑室罗浮。罗浮山一时成为隐逸士人的向往之地。
在罗浮山，有关王叔之的遗迹也有不少。据《罗浮山志》：“世传王生得仙，至今王子洞犹存。”有九眼井，传为晋王叔之所凿，味亦甘，与卓锡泉相似，饮之除病。黄才伯云：凡水出罗浮者，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，清冷甘美，可以蠲邪而起痼，虽人力所凿者皆然。
琅琊王氏为东晋高门士族，拥有独树一帜的政治、文化素质上的优势，他们的家族式南迁，对于岭南文明的开发，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。如果说葛洪是借助了妻子鲍姑的力量，走的本土化策略，在中下层群众中发挥着异乎寻常的作用；那么，高门士族王氏的南迁，更像是一股清流，是风习的熏染，让岭南人民见识到这些文化士族的家风，见识到代表那个时代最高的文明礼仪。
王叔之来到岭南，唯一做的便是“爱罗浮之胜，筑室凤凰洞之南，携子弟读书其中，自称处士。”虽然，其读书的具体情形，并没有文字记录下来，但“携子弟读书其中”的字眼，不难让我们想到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王谢家族般的文学活动场景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无论如何颠沛流离，“携子弟读书”始终是他们的首要之义。这是他们处身立世的姿态。而这种姿态，极大地丰富着道教名山罗浮山的文化内涵，为其增添了别具意藴的文学色彩。此后，罗浮山不仅是道教名山，也不断地书写积淀着其文学名山的内藴。
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“宋诗”卷一开篇就是王叔之的两首诗。其一《游罗浮山诗》，可谓现存最早游罗浮山的诗：
菴蔼灵岳，开景神封。绵界盘址，中天举峰。孤楼侧挺，层岫回重。风云秀体，卉木媚容。
寥寥数语，勾勒出整个罗浮山的轮廓面貌。开篇点出其作为道教名山的“灵岳”的根本特性，绵延盘绕，中天举峰，孤楼侧挺，风云点染，花木争艳，其“秀”其“媚”,乃令远从北方来的王叔之爱慕流连，形诸诗咏。
其二《拟古诗》：
客从北方来，言欲到交趾。远行无他货，惟有凤皇子。百金我不欲，千金难为市。
秦汉以来，交趾都是货物贸易的枢纽中心，然而，在王叔之的笔下，“远行无他货”、“百金我不欲”，显然不是为贸易而来的，他带来的是什么呢？“惟有凤皇子”。从西汉时最早被贬徙合浦的王章妻子“采珠致产数百万”，到三国吴时陆绩的“罢归无装，舟轻不可越海，取石为重”，再到晋宋之际王叔之的“惟有凤皇子”，属于物质的、形而下的成分在不断减弱，精神层面的、形而上的交流成分在不断增强，意味着彼此交流的层次在持续加深。“凤皇子”虽然只是一个诗歌的意象，但透露出来的时代的气息变化，已是不言而喻。历史的记载看似片鳞半爪，互不连属，然而不经意间的一瞥，便可能让我们领略到历史的走势，会心一笑。所谓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，注此写彼，手挥目送，这是历史的奇妙。
严可均辑《全宋文》中录王叔之文共有九篇，大体也都与其南迁经历、处士心态相关。如《翟雉赋》点出荆楚之地，应是其南迁途经该地时所作：
余在荆楚，见人有养雉翟二鸟者，慨然感之，而为赋云：含野气于人途，信多惧而少嘉；雉见质而不陋，翟表文而不华，映寒条之始绿，发冬秀之余葩。
“含野气于人途，信多惧而少嘉”，越是高洁，其命运越是堪忧，赋翟雉，也是作者的自赋，翟雉的向往当然是山间之绿树红花，这不也正是乱世中作者心中之所想吗？所以，一入罗浮名山，恰似金风玉露相逢，难怪王叔之便“庭植兰菊，示无宦情”，全身心托寄于此。
